“苗侗风色，黔东南豆杉况味，
苍屿云天，田埂上耕读呈韵，
如今都变成了梦里的山河。”
大巴在暮鼓敲响时从榕江站恍恍荡荡地启程，直到明月高悬，青堂瓦舍间的一径山路上逐渐隐去远山的身形，目光在悉索闲谈声间望向窗外，和近光灯下迭现的近树一一道别，终于引出道路尽头的几间平房，左墙剥落于风雨，右壁埋没于青苔，路口张望的吴书记，藏身于家长里短或烟斗的乡民，引出一个村寨，随后引出一个世界。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岑埂村，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过渡地带间的一片青绿与炊烟，“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土地上，我和田梦的旧识新交与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在仲夏相撞，炸出一簇绚烂的鎏焰，一如“冠军之夜”绽放于绿茵上空的漫天花火。
支教的这段时光，我乐意分成上课和下课，上课时目光所及无非教案，黑板，和不咋听讲的小屁孩，下课后我则习惯用镜头后的取景器向这一方世界张望。小孩们理所当然地对这支对准他们生活的相机保持了充分的新奇，胆子小的偶尔探头缩脑地打量，胆大的则坚持不懈地和镜头干瞪眼，试图一较高下。红豆杉和卷积云则不然，它们尽心尽力地迎合我的构图，给每张照片都罩上一层轻盈的滤镜。最难忘临行前夜，村民的摩托载来一盏巨型方灯对着学校前的平地，如同一团篝火，灿然地把邃黑扎出个洞，应着火把诞生前荒老的漫天星屑，学生们换上彩练与纹银绣制成的苗族盛装，轻晃额前珠帘哼唱，快门声穿插于青涩的歌声里，记录下那一朵朵“故事的小黄花”。难忘夏阳晚照，泼翻一海纯金，淹没云雾间的白水青田，难忘院前草野，静谧恬然，茎叶纵横处鸟鸣虫嗤，难忘吊脚楼檐下三五闲坐，谈天说地不知月色走了几程，若把这一张张定格拼凑成图景，我想，课后时光会是一条栖于树荫的石凳，在耀眼而灼人的光亮中从缝隙间透出丝丝阴凉的闲适。
到了上课时间，重要的自然不再是七分鹅黄，三分桔绿的天色，在我准备第一堂课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能给支教的学生带来什么？10多天承载不了多少知识的重量，更关键的是，他们显然缺少的不只是一个个知识点，一方面，乡镇青年在进入新的文化世界时很难构筑起有力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乡村教育仍摆脱不了优绩主义的陷阱。这有时候让人感到很无力，似乎我和他们只是在路上交错而过，然后又继续各奔东西，从世俗这一单向度的比较中，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这个问题，柴静在15年前问过卢安克，这个从德国舍弃一切远赴广西支教的男人回答道：“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己发生。”因为“如果我做什么，就得到什么结果”，这是一种“教育上的误会”，在乡村教育和城市竞争的目的把人逼入绝境时，史铁生说：“只要你仍然不从目的转向过程你就别想走出去，事实上你惟一具有的就是过程。”一个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必然溃败。”村委会二楼的那块白板上，还留着徐宏祖和杨靖宇的痕迹，种着红薯和香料的那片泥土，或许也不小心被留下了老鹰捉小鸡的脚印，教室的顶梁可以作证，这方桌椅间，纠正过拼音，讨论过青春期，也被五彩斑斓的颜料染过满地。一切都是具体的，所经历的这一个个瞬间也是具体的，它有色彩，有重量，具体的过程里的幸福感是真实的。以目的为导向的审视曾让人悬浮，过程的实感最终把我拉回了地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或许我们播撒出的种子有一些会永远埋没在土中，难以冒芽。但这重要吗？这不是一个即刻改变命运的故事，但最后一次合影的时候，我说“好好学习好不好？”所有人都答应了，每个人眼里都闪烁着一种万物肇始的单纯和希望，不是吗？
我们所处的世界，无论是国家关系，还是科技发展，都面临波澜壮阔的革命和颠覆，至此，我们每个人变成了黔东南村落中的学生，被新时代的自我认同和“内卷”的社会压力困扰。大部分人平凡的物质精神条件如西西弗斯般被倾轧，我们好像很难走出自己的那座大山。但就像之前所言，每个人都活在一个又一个过程里，而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在浪潮中，舍弃世俗教育递来的裹挟着功利和优绩主义的指南针，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种令人赞叹且不同凡响的理解：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哪怕仅仅因为我们存在。
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把自我交付出去，只是活在命运之中的必然与自由。
感谢我的朋友和学生们，感谢那片土地上我们对彼此的补全。
“七月的太阳晒得黄黄的，谁说这世界不是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