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郑州，有一个曾被称为“荒沟逆袭神话”的景区——千稼集。它用300亩地，8年接待超1000万人次，年营收破亿，是中原乡村旅游的“明星样本”。
然而，当繁华褪去，这里还剩下什么?
2026年7月，郑州大学法学院9人实践小组，带着对乡村振兴法治保障的关切，走进千稼集景区，开展了一场“解剖麻雀”式的实地调研。队员们对话村委会工作人员、走访留守商户、倾听村民心声，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千稼集：它曾经为何能“火”，如今又面临怎样的“冷”?
一、昔日荣光：“荒沟”如何变“网红”?
在村史馆和与村干部的交流中，队员们了解到千稼集“白手起家”的故事。
2007年前，这里还是遍地石头的穷山村。在村支书乔宗旺带领下，确立“旅游活村、文化强村”思路，2015年引进“千稼集”品牌，通过村企合作、村民五五分成的模式，硬是在荒沟上建起了民俗街。
千稼集以“乡土的味道，年轮的烙印”为核心，打造红色文化、民国风情、原味乡村三大主题街区，曾因庙会连续三年被央视报道。巅峰时，1500余名村民家门口就业，人均年收入超3万元，村集体资产达3亿元。街道人声鼎沸、店铺门庭若市、客人络绎不绝，当时的千稼集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崭新画卷。
图为泰山村史馆。王子峤摄
二、现实困境：我们探访到的三重问题
然而，当队员们在周末实地走访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部分商铺关门歇业，主街上游客稀稀落落，部分区域未能及时修缮。
队员们当即与多家仍在坚持的商户及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了解了景区为何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图为调研当日千稼集街区景象。王子峤摄
村民们指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商户诉求缺少制度化表达平台，村集体、运营方、商户之间没有常态化协商机制，商户维权渠道闭塞。
调研中我们发现，千稼集最深层的问题并非简单的经营不善，而是基层治理中反馈机制的全面缺位。多位村民和商户向队员们反映，他们并非没有诉求——房租太高、客流太少、设施太旧——但这些声音从未被有效传达至决策层。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缺乏常态化的沟通渠道，没有类似工会、商户联合会等组织来充当“传声筒”和“缓冲带”。当商户对管理方单方面调整空间规划(如应增加更多游玩设施吸引年轻人)感到不满时，当村民对旅游红利分配不均感到困惑时，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申诉或协商的平台。“我们说了也没人听。”一位商户的这句话，道出了他的万般无奈，也展现了景区管理的不足。
图为实践队员采访手工辣条商户。吕逾明摄
村民们指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合同权责严重失衡，商户承担经营成本，运营方却不履行客流引流、设施修缮等配套义务，租赁环境保障责任缺乏法律约束。
仍在坚持开店的商户向我们大吐苦水。一方面，房租居高不下，即便在客流锐减的当下，租金压力依然沉重;另一方面，景区管理方还要从商户收入中进行利润分成，却并未提供与之对等的经营保障和服务支持。商户承担了高额成本，却得不到稳定的客流、有效的宣传和及时的设施维护。当“合作”变成单向的“抽成”，当权责严重不对等，一批又一批老商户选择关门离场，便是意料之中的结局。
“阿轩一根面”是千稼集第一批入驻店铺，其店主曾担任商户委员会副会长。该商户向实践队员回忆，景区招商时对外宣传“六项免租扶持、收益五五分成”，但这一政策仅首年落地，后续运营企业单方面将合作模式改为固定租金叠加营收抽成。更为棘手的是，当初的口头承诺并未写入合同。“运营企业经常不提前通知就调整经营规划，前两年节假日还会有引流活动，这两年全部取消了，淡季亏损全由我们自己扛”。队员对照民法典，为商户梳理违约追责法律依据，介绍人民调解、市场监管投诉、司法诉讼分层维权渠道。
图为实践队员采访阿轩一根面商户。张瀚文摄
经营十二年的麻花商户反映，景区实际收取月租外加营收抽成，与招商时 “六免” 扶持政策严重不符，该商户还特别提到：“手工麻花店我只能卖麻花，多一个(品类)就罚”。实践队员当即告知商户，景区无权直接罚款，罚款需看合同约定;当初招商宣传的“六免”政策如果内容具体，法律上可能构成要约，即便未写入合同亦可要求景区兑现或赔偿损失。实践队员在采访中细致询问了商户的经营困境和法律诉求，并现场普及了合同纠纷维权知识。
图为实践队员采访手工麻花商户。王子峤摄
此外，景区基建属于公共产品，村集体与运营方均不愿持续投入，缺少财政补贴、社会资本补充机制，设施老化加速了景区没落。
我们在现场看到，景区的基础设施已经明显老化破损，却长期缺乏经费进行翻修和修缮。更为致命的是，景区几乎没有持续的宣传推广投入，运营方时常临时调整景区规划，取消节假日引流活动，淡季经营亏损全部由商户自行承担。品牌曝光度逐年归零，新游客不被吸引，老游客不被记起。即便偶有游客慕名而来，映入眼帘的却是设施陈旧、毫无可玩性可言的空壳景区——“逛一圈就走”已是最好的评价，更多游客带着失望离开，不会再回来。据商户反映，由于上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目前景区内仅存零星几家商户仍在苦苦支撑，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已计划在当前租约到期后搬离。商户撤走——游客更少——营收归零——无力修缮——商户继续撤走，已经成为了景区当下面临的恶性循环。
在与各方的交谈中，我们意识到，上述所有问题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景区已长期没有经费拨付。没有资金，就无法招商引资;没有资金，就无法修缮日益老旧的设施;没有资金，就无法开展任何有效的宣传推广;没有资金，就无法给商户提供扶持政策、给村民提供就业培训。千稼集正在以一种不可逆转的姿态走下坡路，而经费的枯竭让任何自救的尝试都显得力不从心。
三、法治视角：制度性难题的深层审视
作为法学院学生，我们关注到繁华褪去背后更深层的治理与规则问题。
首先是诉求表达渠道的制度性缺失。
乡村治理中，村民和商户作为弱势一方，其利益诉求缺乏制度化的表达平台。村委会、运营方、商户、村民之间缺少法定的协商议事机制，更遑论类似工会或行业协会的组织来维护商户的合法权益。弱势一方表达渠道的畅通，不仅关系着商户自身的利益，更在更深层次上关系着村集体的未来，而现在村民们一句句“说了也没用”中折射的是景区管理的严重缺失。
其次，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
商户承担高额房租加利润分成，却在客流保障、基础设施维护、宣传推广等运营支持方面得不到任何合同层面的对等保障。管理方任凭景区老旧破损而不进行任何修缮，是否违反了租赁合同中的“经营环境保障”义务?这些问题在法律层面缺乏清晰的界定和约束。
最后，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责任存在缺位。
景区基础设施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其维护和更新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当村集体和运营方均无力或无意继续投入时，财政兜底或多元化投融资机制的缺失，导致公共产品供给陷入停滞，加速了景区的衰败。
四、我们的思考与建议
千稼集的困境，并非孤例。它是中国众多依靠单一模式崛起的乡村旅游项目，在经历了短暂的崛起后又迅速沉寂的典例。从“网红”到“长红”，千稼集的案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算治理账、民生账、长远账。
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打通反馈渠道，搭建协商平台
建议由村委会牵头，成立包含运营方、商户代表、村民代表的常态化协商议事机构，让基层诉求有地方说、有人听、有机制解决。探索建立类似商户联合会的组织，赋予商户集体协商的权利和能力。
创新联营模式，重建利益平衡
建议景区管理方重新审视租金与分成政策，探索“降低保底租金，以营收分成为主”的弹性机制，并将宣传推广、设施维护等运营方的义务以合同条款予以明确，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多方筹措资金，解决财政难题
建议景区两条腿走路，一是积极向上级争取乡村旅游的专项补贴资金，把政策红利用到实处;二是想办法引入社会资本，把景区里闲置的老房子、空场地利用起来，通过出租、入股等方式吸引外面的投资者。简单来说，就是用现有的"家底"去换真金白银，用真金白银去修缮设施、做宣传、稳商户。只有让资金重新流动起来，景区才能走出"越穷越没人来"的死胡同。
重塑品牌定位，激活内生动力
在资金到位的前提下，克制短期商业化冲动，恢复常态化民俗演艺，开发差异化的产品，将泰山文化、红色文化转化为具有独特辨识度的文旅产品，重建千稼集的核心竞争力。
结语
此次调研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既要“造血”，更要“活血”。当景区的管理制度真正实现公平透明，当村民和商户的诉求得到有效回应，当每一分投入都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时，“网红”才有可能成为“长红”。作为郑大法学院学子，我们将继续以脚步丈量田野，以专业观察社会，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的青春力量。
图为实践队员在泰山村党群服务中心前合影留念。王子峤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