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笔者团队于2024年7月间先后深入天津市武清区、山东省淄博市、河北省廊坊市部分村镇，采用文献研究法、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全面分析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意义、现状困境，并以天津市武清区李大人庄村的成功经验为基础，系统总结出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四种身份的耦合机制，探索出一套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意义

   （一）破解“农村空心化”问题的必然举措
    改革开放后，为了获得更多收入，农村多数家庭采取“子代务工，父代务农”双重家庭经营模式，大量农村青年进城务工，使得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长期处于单向变化过程之中，“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加剧^[6]。杨春华等（2021）指出农村空心化概念是一个包含了“地理空心化”“人口空心化”“经济空心化”三个维度的复杂概念^[7]。本文的讨论侧重于后二者。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农村常住人口 509787562 人，占 36.11%。农村人口减少 164361984 人，与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农村人口总体呈下降趋势。尽管农村常住人口尚有5亿多人，但留下的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甚至被人戏称为“38、 61、99”留守部队^[8]，青年人才极度短缺，反映出农村的“人口空心化”。的确，人力资本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9]。但一般而言，一般人口不是人力资本，只有将他们投入生产过程并结合其他生产要素创造价值，人口才能成为人力资本。留在农村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的学历普遍较低，对信息技术和新型农技接受度低，远不能满足农业农村现代化和经济转型的现实要求，存在大量乡村人力闲置与掌握新型生产方式的人员缺失之间的矛盾，再加上乡村外出青年等“乡土培植出来的人已不复为乡土所用”^[10]，进而导致乡村出现“经济空心化”。
 （二）缓解“青年就业难”困境的客观需要
   近年来，青年就业市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就业难等问题日益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中国青年失业率高达18.2%，，显著超出总体失业率的5.5%。面对青年就业难的现状，乡村振兴战略为青年群体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就业道路。温铁军（2024）指出，乡村振兴不仅是农村发展的战略选择，更是青年实现自我价值、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平台。疫情冲击后，大量企业倒闭，青年被动返回乡村创业。尽管个体表现为失意的状态，但随着返乡创业潮的兴起，农村百业兴旺，大量新业态迅速涌现。
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带来创业与就业的双重驱动，客观上缓解着就业困境。乡村振兴带来了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业态的蓬勃发展，如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这些领域为青年提供了广阔的创业空间和丰富的就业机会。青年可以利用自身的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在这些领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实现从“城市追梦者”到“乡村创业者”的身份转变，实现“个人梦”与“国家梦”的有机统一。
 “乡村振兴，人才为要”，“土地本身并不是使人贫困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却是决定贫富的关键”^[11]。外国学者舒尔茨（1961）也指出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认为对农业劳动者的教育培训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收入的重要手段^[12]。青年这一群体在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之所以备受重视，是因为相较于其他群体，他们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独特优势。具体说来，这些优势可分为技能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心理资本四种。
   一是技能资本，即通过教育、培训等多元形式投入而形成的知识、技术和能力的总和。当代青年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运用现代化技术参与农业生产与乡村建设，例如互联网技术、经营管理技术、农业农技等，具有天然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潜力。而掌握技能资本的青年下乡，又将技术传授给传统农民，从而促进乡村整体的技术水平跃升^[13]，实现产业振兴。此外，技能资本还可帮助提升乡村治理效能。青年治理者视野开阔、理解政策准确，且掌握适应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发展的信息技术，能够与现任村干部队伍形成业务能力上的优势互补，形成“老中青”合理搭配的乡村干部队伍结构，实现组织振兴。
  二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潜在的、隐形的资源，是个体借助社会网络助力行动策略的工具。青年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拓展着自己的社会网络，积累着自己的社会信任。且青年具有与其他群体不同的社会经历，从而积攒不同的经验，形成不同的观点与视角。这些随着青年投身乡村建设，都将反哺给乡村，激活乡村的各类要素。此外，青年运用互联网、短视频等形式，拓展着乡村与外界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差序格局”，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
   三是文化资本，一方面，青年人才在城市习得现代都市文化，将其带至乡村，推动乡村文明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李子柒”、“乡村小乔”等青年也通过“短视频+直播”的方式，以视觉化的方式展现乡村文化，缩短乡村与城市的距离，助力传统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14]，既将城市文化融入乡村，又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承与重塑^[15]，实现文化振兴。
   四是心理资本，即个体所具有的一般积极性心理要素。青年人才普遍具备积极的心理资本，在主动性与持久性方面占据优势。此外，青年作为乡村全面振兴中最有理想、最有干劲最有活力的群体，有助于打破乡村里消极、落后的观念，推动乡村积极正向发展。

  二、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现状困境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在当下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青年凭借其自身具有的优势，引导科技、信息、资金、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向乡村集聚，助力乡村振兴。从总量上看，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15-35岁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7.18%，其中农村15-35岁青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21.40%，青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根据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分为青年治理者、青年创业者、青年服务者、青年志愿者四类。就青年参与乡村治理情况而言，青年参与农村治理意愿普遍不高、参与度弱。一项研究表明“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在总体上政治参与较少，有近一半（49.08%）没有发生任何一项政治参与行为^[16]。就青年乡村创业情况来看，罗敏（2019）基于对千余位青年的问卷调查，得出高学历青年参与创业的人数较少，本科及以上学历者仅占10%左右的结论^[17]。就青年服务乡村情况来看，根据《2023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外出务工返乡人员等新生力量加入高素质农民队伍，占比达49.25%，青年凭借其丰富的知识与技能，逐渐成为服务乡村的中坚力量。就青年志愿服务情况来看，有学者通过对万余份网络问卷的分析，得出越来越多的志愿者特别是青年志愿者参与到农村的关爱与服务的情况^[18]。综上可以发现：整体上，越来越多的各类青年开始投身于乡村全面振兴，但却仍存在总量较少，学历较低等问题。该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且制约不同身份青年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的原因也各有其特殊性。但总体而言，有以下两点共性原因：
     一是城乡二元体制下乡村城镇化单向发展，城乡差异的“马太效应”凸显。城乡要素分布不均、城乡经济反差巨大，城乡居民收入过分悬殊，影响着青年在城乡流动中的选择。根据地方分层体系，一个地方对人才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源于该地方在全国地方分层体系^[19]。而乡村由于其行政权力较小、经济机遇少、公共物品供给和消费市场规模普遍小于城市、声望较低等，与城市存在着肉眼可见的差距，促使青年一旦在城市“扎根落脚”后，便很难投身乡村建设。
     二是乡土文化的缺失和去农文化的影响。乡土文化作为“乡村向心力”的一种，牵引着青年投身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但乡土文化在时代变化中逐渐孱弱，再加上城市生活和外来文化的挤压，在当代青年的生活中逐渐黯淡。胡小武（2019）提出，从20世纪90年代发展到现在，“农二代”已经成了“回不去乡村”的新市民^[20]，当代青年涉农技能的缺失，学农思想的弱化，导致他们基本割断了与父辈所生所长乡村的精神纽带和文化脐带，形成了独立于父辈的“城市价值观”。另一方面，在“去农文化”的影响下，“农”就代表着“土、小气、没出息”，甚至农村家长自身也深受“去农文化”的影响，希望他们的孩子未来走出农村，实现“鲤鱼跃龙门”。乡土文化的缺失和去农文化的影响，导致青年人难以对乡土形成情感认同，制约青年回流乡村。
   以上两点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发展遗留的产物。我们固然可以，也应当对此在制度设计、政策规划上有所作为。如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做好文化保留，挖掘乡村优秀文化^[21]。在本土实践中，许多村庄也逐渐意识到问题，开始在“留住乡愁”上有所作为。如笔者本次实地调研的山东省淄博市麻庄，村两委通过编写村志《麻庄记忆》，让村庄故事在村民中口口相传，乡土文化滋润着家家户户，特别是正在村中生活的孩子。但是，城乡经济的平衡，乡土文化的补位，去农文化的消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些约束条件将长期存在，并阻碍着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我们更需意识到，发展问题终归只能依靠发展解决，因此想要破除这些阻碍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却又要通过青年参与来实现。因此，当务之急是有无可能在这些约束条件下，仍然能够探索出一条可落地、可操作、可推广的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