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乌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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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开展社会调查，对当地商业、土地关系、社会阶层和群众生活作了细致考察。寻乌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传统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2017年7月至8月，中宣部调研组再次来到寻乌，入户访谈19家，召开乡村代表座谈会16场，发放调查问卷1000份，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精神文化生活、村风民风、乡村治理等情况进行“一篓子”摸底，最终形成《寻乌扶贫调研报告》，梳理出4个方面25项具体问题。^〔1〕
九年以后，寻乌已经处在一个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2025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68.84亿元，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60.61亿元，工业增加值52.65亿元；年末在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21家，规上工业营业收入143.16亿元。常住人口27.9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5.58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5.6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471元，比上年增长6.5%。^〔2〕 2026年县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判断，寻乌已经“迈向工业化早中期阶段”；县“十五五”规划又提出建设“调查研究”红色文化传承创新区、深圳对口合作示范区和东江源头生态经济发展试验区。^{〔3〕〔4〕}
2026年7月20日至27日，华南理工大学百步梯创新学院“青心寻忆”实践团来到寻乌。调研最初以高龄老党员口述记忆和红色文化传承为重点。真正进入村庄以后，我们发现很难把这些老人只当作“红色故事”的讲述者。他们经历过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果业兴起、外出务工、县城扩展和脱贫攻坚，个人生活本身就是寻乌几十年社会变迁的一部分。随着走访深入，访谈对象也逐渐扩展到村干部、驻村干部、果农、个体经营者、本地大学生和中学生，问题由红色记忆自然进入产业、人口、家庭和基层治理。^〔5〕
一位做过十多年村支书的老党员谈到改革开放以后寻乌最大的变化，没有使用多少宏大的词。他说，过去果子只能在周边卖，后来有了公路和客商，市场才真正打开，“农民种了东西，卖不出去也没有用。有人来收，能卖到外面，才有收入”。^〔6〕 这句话也给了我们一个很直接的启发：九年以后重新调查寻乌，不能只看新的项目建了多少，还要看这些变化怎样进入普通人的生产和生活。2017年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摆脱贫困，今天更值得追问的是，一个基本发展条件已经发生明显变化的山区县，怎样继续走向现代化。
一、九年间的寻乌变迁
九年并不算长，却足以使一个县原来最紧迫的问题退出中心位置，也足以使新的问题逐渐显现。今天再看寻乌，最明显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变富了”，而是发展基础、产业结构、对外联系和人口生活方式同时发生了改变。
脱贫攻坚时期，寻乌基层工作的许多内容直接围绕住房、饮水、教育、医疗和基本收入展开。今天再进入村庄，这些基础保障仍然重要，但干部群众谈得更多的是另一批问题：果子今年能卖多少钱，一项产业能不能稳定经营，村集体的收入能不能持续，年轻人大量外出以后谁来做产业。2025年，寻乌三次产业结构已经调整为19.2∶35.9∶44.9，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4.9%；规上工业营业收入143.16亿元，同比增长11.6%，利润总额13.46亿元，同比增长20.7%。^〔2〕 基本条件改善以后，发展的问题正在由“有没有”更多转向“稳不稳”“好不好”。
这种变化在果业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寻乌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变化，很大一部分可以从果树上读出来。改革开放以后，蜜桔和脐橙使大量农户第一次获得较稳定的商品性收入；黄龙病暴发以后，多年投入的果园又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失去价值。今天寻乌果园面积仍有42.38万亩，2025年水果总产量65.46万吨，其中脐橙43.99万吨，果业依然是县域经济的重要根基。^〔2〕 但“一种果树支撑一个县”的格局已经发生改变，工业、电商和服务业正在形成新的就业来源。县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十四五”期间规上工业企业由2021年的56家增加到117家，总营收由53亿元增长至140亿元，产业形态由较为单一逐步转向链式集聚。^〔3〕
交通条件也在改变寻乌与外部市场的关系。我们从外地进入寻乌时，对这一问题最直观的认识来自出租车。地图上从定南高铁站到寻乌县城九十多公里，司机真正计算的却是返程有没有客人；如果空车返回，一趟就是近两百公里，还要计算山路、油费和时间。^〔15〕 同样的账也存在于农产品运输中，山区村庄多跑一段路，最后就可能进入果农的收购价。2025年，全县公路货运量达到584万吨，同比增长27.5%，公路通车里程1933.5公里；瑞梅铁路正在加快建设，新的铁路和物流条件将进一步改变县域与外部市场之间的实际距离。^{〔2〕〔3〕} 对寻乌而言，交通改善真正值得观察的，不只是到外面的时间缩短多少，而是物流成本下降以后，能否进一步带动工业配套、农产品加工和新的人员流动。
比产业和交通更安静的变化，是人口。2025年末，寻乌户籍人口32.33万人，常住人口27.97万人；城镇常住人口15.58万人，乡村人口12.39万人，城镇化率55.6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5‰。^〔2〕 这些数字进入普通家庭以后，是老人、父母和孩子开始生活在不同地方。老人留在村里，父母可能在县城陪读或者在广东工作，孩子再去南昌、广州上大学。寻乌南部一些家庭的看病、读书和消费还自然延伸到梅州。行政区划是一条清楚的边界，普通人的生活圈却正在形成村庄、县城、梅州或河源以及广州、深圳之间的多层网络。
一位做过多年基层工作的老党员谈到年轻人为什么不愿种地，没有简单批评他们“不吃苦”。他说：“你叫年轻人留在家里，他留在家里干什么？太阳这么大，辛辛苦苦去种地，最后还不赚钱，他当然要出去。”^〔6〕 这句话说明，人口流动首先是职业和生活的选择。随着教育普及和职业分工加深，年轻人出去并不一定意味着与家乡割裂；他们可能在二十多岁时追求职业机会，到三四十岁以后又因为孩子、父母、住房和生活成本重新考虑县城。今天寻乌的人口问题，已经不能只用“流出”来概括。
二、寻乌人的生产生活状况
2017年中宣部调研组观察寻乌，没有把扶贫项目单独拿出来看，而是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精神文化生活、村风民风和乡村治理进行整体摸底。^〔1〕 九年以后沿着这些方面再看，一个更加复杂的县域社会已经形成。
生产方式首先发生了变化。2025年寻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52.20亿元，同时全县已有电商企业391家、网店3222家，电商交易额12.8亿元。^〔2〕 城北村靠近县城，村书记把几十年的变化概括成“种田、种果、种房子、种企业”。^〔9〕 今天一个家庭可能还保留果园，家里有人进厂上班，年轻人同时做电商，房屋的一部分又用于出租。过去比较清楚的“农民”“工人”“个体户”身份，开始在一个家庭内部交叉。
市场也比过去更加直接地进入农业。年轻农户会看网络价格、联系客商、经营微信和直播，但市场渠道增加，并没有消除市场风险。一位种了几十年果树的老人谈黄龙病时说，很多真正能用的办法是农户和技术人员在实践中一点点摸索出来的，“真正有效的办法，要经过实践检验”。说到砍病树，他又反问：“你不到果园里，怎么知道果农遇到了什么问题？坐在办公室里讲一句‘把树砍掉’，很容易。对农户来说，一棵树从种下去到结果，要好几年，里面都是钱。”^〔7〕 如今黄龙病防治积累了更多经验，老人紧接着说的却是“新的问题又来了：价格不好”。^〔7〕 技术问题有所缓解以后，市场问题就更加突出。
县城正在成为家庭生活的重要中心。教育、医疗、商业和住房都在改变农村家庭的空间安排。2025年寻乌共有基础教育学校98所，在校学生42010人；共有卫生机构360家、病床1546张。^〔2〕 我们访谈中多次遇到“陪读”家庭，有人年轻时在深圳、南昌工作，孩子进入中学以后重新回寻乌，在学校附近开店或者找一份收入并不高但时间更稳定的工作。单纯比较工资，这样的选择未必划算；放到一个家庭内部，谁给孩子做饭、谁接送、谁照顾老人、住房成本多少，都会被纳入考量。县城因此不仅是行政意义上的中心，也越来越成为家庭重新组织生活的地方。
但家庭进入县城并不等于完全离开乡村。村庄仍然承担住房、土地、果园、老人和亲缘关系。尤其是老年人，一些人有子女、有医保，从政策指标上看并不明显困难，但子女长期在外，日常生活实际上接近独居。一位驻村干部在入户时遇到过这样的老人：打电话、敲门二十分钟都没有反应，半小时后再来，老人才慢慢把门打开。老人一直在家，也听到了声音，只是身体动不了，需要缓很久才能坐起来，再一点点挪到门口。^〔8〕 这里暴露出的已经不是简单的收入贫困，而是人口空间分离以后新的照料风险。
精神文化生活同样处在变化中。寻乌的红色历史辨识度很高，本地学生从小学阶段就接触寻乌调查、红色研学和地方历史教育。与此同时，短视频、游戏、奶茶店、台球厅等已经成为县城年轻人的普通生活。两者并不矛盾。真正的问题是红色文化怎样进入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寻乌调查”只是一个需要记住的历史名词，它与年轻人的距离可能越来越远；如果年轻人自己进入村庄、采访普通人、发现预先准备的问题并不能解释现实，调查研究才可能重新成为一种真实经验。县“十五五”规划把建设“调查研究”红色文化传承创新区列为三大战略定位之一，也为这种转化提供了新的空间。^〔4〕
熟人社会的关系仍然存在，但人口流动也在改变家庭和村庄。我们进村访谈时，村民愿意倒茶、留饭，方言听不懂，本地年轻人会自然帮忙翻译。长期工作的村干部对许多家庭情况也比较熟悉。但过去一个自然村里青壮年很多，邻里互助能够承担相当一部分照料功能；今天一些偏远村庄常住人口以中老年人为主，子女又在县城和外地，原来的熟人网络仍然重要，却已经需要更加正式的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体系补充。
基层治理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越来越细。现在医疗、教育、社会救助等数据平台能够帮助干部发现风险，但城北村书记告诉我们，系统只是第一步。例如医保数据可能显示某户一年自费医疗支出较多，却不能仅据此判定家庭是否困难。“有的人医疗支出高，但是家里有存款、有稳定收入，不需要帮扶；有的人表面房子还可以，实际上因为生病、上学等原因，家庭负担很重。”所以，“不能只看一个数字，要结合实际情况判断”。他随后又说：“基层的难处是，我们面对的是具体的人、具体的家庭，不能只在文件上完成。”^〔9〕
这也说明，基层治理并不是制度与熟人关系之间的二选一。制度越来越规范，数据越来越丰富，真正落实仍然需要知道面对的是谁、这一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九年前比较突出的任务是解决基本保障不足，今天越来越多的问题来自发展以后形成的新关系：农产品进入大市场以后怎样稳定收益，人口向县城集中以后家庭怎样组织生活，老人独居以后怎样及时发现风险，数据治理发展以后怎样避免把具体家庭重新压缩成一个数字。
三、寻乌的县域现代化实践
面对这些变化，寻乌这些年的工作也不只是增加了多少项目，一些资源组织方式本身正在发生变化。
工业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从“招一个企业”逐渐走向“形成一条产业链”。“十四五”期间，寻乌工业从单一走向链式，规上工业企业由2021年的56家增加到117家，总营收由53亿元增长至140亿元；2026年县政府继续提出“一链一策”，推动空压机、稀土新材料、超纤新材料向更大规模产业集群发展。^〔3〕 对山区县而言，这种做法有很现实的意义。地理距离不能消失，但企业之间的内部距离可以缩短。过去一个零部件需要从珠三角运进来，如果产业配套逐渐能够在县域和园区内部解决，山区区位所带来的一部分成本就被产业集聚抵消了。
农业也开始从“种什么”向“种出来以后怎么办”转变。华星村一位第一书记把产业和就业看作村庄发展的核心，但百香果规模扩大以后，他越来越关心的已经不是继续扩大种植，而是销售。“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农村产业不是简单解决‘种什么’的问题。种出来以后怎么卖出去，才是最关键的。”当地后来增加收购点、帮助推广，也尝试寻找深加工企业，希望鲜果价格不好时有其他消化渠道。但企业是否愿意进入，还要计算交通、人工、原料和市场，“不是你想引一个厂，就一定能把厂引进来。企业也有自己的市场规律”。^〔10〕 这说明，项目可以通过行政协调启动，产业能不能长期生存最终还要接受市场检验。
深寻合作也在从资源输入逐渐向能力和市场合作延伸。2025年，寻乌继续推进干部、教育医疗人才赴深圳交流，并通过工业供需对接、研学和产业合作扩大两地联系；过去五年深寻支援合作进一步延期增资，合作范围由民生帮扶扩展到产业、人才和市场。^〔3〕 一位驻村干部说得很实际：“深圳需要支援的地方很多，不是说你坐在村里，资源就自动过来。你要主动跑动、主动沟通，让别人看到项目确实有价值。”她以村里的“一老一小”食堂为例，最初由公益基金会投入，之后逐步接入地方政府、民政和社会捐助，基金会项目周期结束以后仍然能够运行。^〔11〕 外部帮助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一次投入，而是项目在外部资源退出以后仍能继续运转的能力。
村集体经济也开始更加重视实际收益。白面石村位置偏、人口分散，如果为了让项目“落在本村”而在山里建经营性厂房，很可能建成以后无人承租。当地干部因此选择与其他村合作，把部分资金投到区位更好的经营性资产中，通过租金形成稳定收入，本村则立足毛竹、竹笋等现实资源。他说：“关键是这个钱最后能不能长期产生收益。如果明明知道村里位置不好，还非要在山里面建一个厂，最后没人来、没人租，那就是浪费。”^〔12〕 这种办法未必像在本村新建一个大型项目那样醒目，却更接近村集体经济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防返贫工作则越来越体现出动态治理的要求。过去一项重要任务是准确识别困难家庭，今天家庭状态已经不断变化。白面石村干部提到，一些过去确实困难的家庭，几年以后子女就业、收入恢复；另一些原来没有问题的家庭，却可能因为大病、事故突然陷入风险。他因此提出：“有困难的时候及时纳进来。风险消除了以后，也应该按照明确标准退出。”同时强调退出标准不能由一个村自行决定，而需要统一规则。^〔12〕 这里发生的变化，是从识别一种相对固定的身份，逐渐转向持续识别家庭当前面对的风险。
把这些做法放在一起看，可以看到寻乌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后的一条共同线索：过去首先解决资源不足，现在越来越需要解决资源如何组织。企业来了以后要形成产业链，果子种出来以后要接入加工和市场，外部资金进来以后要留下能够运行的机制，村集体的钱要放到真正能够产生收益的地方，帮扶政策也要跟着家庭实际风险变化而调整。
四、县域发展贵在唯实求真
2017年的《寻乌扶贫调研报告》在梳理脱贫实践以后，专门讨论“脱贫攻坚贵在精神”。今天重新调查寻乌，我们也越来越感觉到，产业、帮扶和基层治理虽然分属不同领域，真正做起来却反复遇到同一个问题：政策和规划可以提供方向，具体到了一个村、一户人、一项产业，仍然必须重新了解情况。
一位年轻驻村干部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她此前主要从事外宣工作，接触较多的是机关干部、高校教师和专家学者，后来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典型的“三门干部”——“从家门进校门，从校门进机关门”，并不了解基层社会到底怎样运行。她主动报名驻村，一个直接想法就是“补上基层这一课”。到了村里，以前工作中熟悉的理论概念很少能够直接使用，真正需要问的往往是家里几个孩子、在哪里工作、老人身体怎么样、政策有没有落实。她后来才感到，县里怎样理解一份文件，乡镇怎样执行，村民究竟有什么反应，并不是坐在上级机关能够自动知道的。^〔11〕
果农面对农业技术也是同一个道理。专业知识当然重要，农户几十年观察果树形成的经验也不能简单排除。防虫网为什么能够在寻乌逐渐推广，本身就是农业技术和长期生产实践不断结合的结果。“你不到果园里，怎么知道果农遇到了什么问题？”这句老果农说出的朴素话，与寻乌调查最基本的精神非常接近。^〔7〕
村庄产业和项目建设同样不能迷信固定模式。白面石不适合建经营性厂房，就不必为了“项目必须落在本村”硬建；百香果形成种植规模以后，就继续问市场和加工在哪里；深圳资源进入以后，要提前考虑外部项目结束以后谁来接。真正有生命力的做法并不是先找到一个“先进模式”，然后让所有村庄照着做，而是承认不同地方的区位、人口和资源条件就是不同。^{〔10〕〔11〕〔12〕}
对调查者自己也是如此。我们最初进入寻乌时，也带着一些简单判断：山区县可能比较落后，年轻人外出可能主要是“不愿意回乡”，给村庄增加项目似乎总是好事。访谈越多，这些判断越需要修改。有人出去，是因为专业岗位不在家乡；有的中年人又会因为家庭重新回来；一个产业项目如果失败风险最后全部由农户承担，也未必真正有利于农户。调查的意义不只是搜集材料证明原有观点，而是允许事实修改原来的观点。
因此，今天传承寻乌调查精神，最需要避免的恰恰是把它重新变成一套抽象口号。真正能够延续下来的，是情况变了以后愿意再去调查。黄龙病缓解以后，价格成为新问题；道路改善以后，铁路和物流进入议程；完成脱贫以后，基层开始研究动态监测和政策公平。发展就是这样不断出现新的问题。调查不是发展之外的一道程序，而应当成为发展本身的一部分。
五、几点体会与思考
九年以后再看寻乌，有几个问题已经超出一个具体村庄，值得继续研究。
第一，小农户进入大市场以后，农业发展的重点需要进一步从“扩大生产”转向提高组织化程度。互联网已经使普通农户能够直接面对全国消费者，但能够进入市场，并不等于能够在市场中获得稳定收益。一户农民可以开直播，却无法决定平台流量；可以把果子种好，却无法控制全国同类水果供给；可以卖几千箱水果，却不能独立解决几十万斤鲜果的集中销售。工业近年来形成产业链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让不同企业分别承担自己最擅长的环节。农业同样可以进一步完善生产标准、分级、冷链、加工、品牌、大宗采购和专业销售，使农户不必自己同时成为种植专家、主播、物流商和市场分析员。真正需要关注的，不只是一个产业一年创造了多少产值，还包括行情不好时风险最终由谁承担。
第二，人口持续减少的情况下，需要更加准确地理解乡村振兴究竟要“振兴”什么。偏远村庄年轻人减少已经是一个现实趋势。年轻人接受教育、进入县城和城市寻找更加专业的职业，本身也是现代化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年轻人在广州、深圳已经有适合自己的工作，简单要求他重新回到村庄并不现实。对于区位较好、产业条件成熟的村庄，可以继续吸引人口和发展产业；对于一些偏远、人口持续减少的村庄，政策重点可能需要更多转向常住居民的生活质量。道路能不能维护，老人看病是否方便，发生火灾和疾病以后能不能及时被发现，人口减少以后公共设施应该怎样重新布局，都可能比重新恢复过去的人口规模更加现实。人口减少以后仍然能够过上现代生活，同样应当是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第三，县城可能成为重新组织城乡生活的关键一层。一名本地大学生谈毕业后的选择时说：“有合适的工作，当然愿意回来。”问题在于“岗位比较少，选择也比较少”。^〔13〕 另一名受访学生则说，如果能够在寻乌找到一份五六千元左右、比较稳定的工作，“肯定愿意回来”。^〔14〕 这说明青年返乡首先是职业结构问题，而不只是乡土情感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一些三四十岁的返乡者在珠三角工作多年以后，因为孩子教育、父母照料和住房成本重新选择县城。二十多岁的人需要职业成长，三四十岁的人更加重视家庭和稳定。县城如果能够提供比较完整的教育、医疗、住房、商业和多样化就业，就可能成为村庄与大城市之间真正有承载力的中间层。人口进入县城只是第一步，一个县城是否真正具有吸引力，还要看人在这里能不能获得长期生活和职业发展的可能。
第四，脱贫以后，基层保障需要进一步从相对固定的身份管理走向更加动态的风险治理。一个家庭不会永远处在同一种状态。疾病、事故和失业可能让原本稳定的家庭突然陷入困难；子女就业、疾病治愈和劳动能力恢复，也可能使原来困难的家庭逐渐稳定。因此，安全网最重要的不是把一个家庭永久固定在某种政策身份上，而是风险出现时能够及时接住，风险消除以后能够按照统一规则退出，再次遭遇困难时仍然能够重新进入。这既涉及政策效率，也关系群众对公平的感受。信息化可以提高风险发现速度，但最终仍然要像城北村书记所说的那样，“不能只看一个数字”。家庭真正发生了什么，还需要调查和判断。^{〔9〕〔12〕}
这几个问题表面上分别涉及农业、人口、城镇化和社会保障，背后却都指向同一个变化：寻乌正在从解决相对明确、相对普遍的基本发展问题，进入一个差异越来越大的阶段。同样种果，不同农户承担的市场风险并不相同；同样人口流动，不同年龄的人也有不同选择；同样生活在农村，不同村庄并不适合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同样进入社会保障体系，不同家庭面对的风险也不会在同一时间发生。
九年前的“寻乌再调查”，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全力脱贫的山区县。今天再到寻乌，县域经济已经明显增长，工业开始形成产业链，农业更加深入全国市场，县城持续吸纳人口，铁路建设正在改变交通条件，深寻合作也把寻乌进一步连接到粤港澳大湾区。与此同时，果农开始为价格和产业链担心，偏远村庄开始思考人口减少以后怎样提供服务，大学生需要更加多样的职业机会，基层干部则在研究帮扶对象怎样动态进入和退出。
这些问题并不是发展没有取得成效的证明。恰恰是在一批旧问题得到解决以后，新的问题才更加清楚地显现出来。调查研究真正重要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它并不给一个地方留下永远有效的现成答案，而是要求现实发生变化以后重新进入现实，把新的情况弄清楚。1930年的寻乌调查如此，2017年的“寻乌再调查”如此。今天的寻乌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也需要继续被调查、被理解。
问题变了，就要再调查。

 
资料来源与核验说明
核验说明：本稿中所有县域统计数字均以寻乌县统计局2026年5月26日发布的《寻乌县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为主要依据；涉及2026年发展阶段、产业部署、深寻合作和“十五五”战略定位的表述，分别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及寻乌县“十五五”规划纲要、县委规划建议核对。正文所有直接引语均与实践团《寻乌调查访谈录》逐句核对，必要时参照原始转写稿复核；仅删除明显重复口头语并调整标点，不改变原意。涉及个人预测、经验判断和未经官方材料证实的数字，正文均未作为全县事实使用。为保护隐私，公开稿统一采用“老党员”“村书记”“驻村干部”“本地大学生”等身份称谓。
〔1〕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闪烁真理光芒的论断在这里诞生》，2021年1月27日。用于核验2017年中宣部“寻乌再调查”的时间、19户入户访谈、16场乡村代表座谈、1000份问卷、“一篓子”摸底及4个方面25项问题。
〔2〕寻乌县统计局：《寻乌县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6年5月26日。用于核验GDP、三次产业结构、工业、农业、电商、交通、教育、卫生、人口和居民收入等全部2025年统计数字。
〔3〕寻乌县人民政府：《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2026年。用于核验“迈向工业化早中期阶段”、规上工业企业56家增至117家、总营收53亿元突破140亿元、工业“从单一到链式”、深寻合作、瑞梅铁路建设及2026年“一链一策”等表述。
〔4〕《寻乌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及《中共寻乌县委关于制定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26年。用于核验三大战略定位及城乡融合、红色文化传承等规划表述。
〔5〕华南理工大学2026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校级立项团队项目申报表。用于核验团队名称、实践地点和2026年7月20日至27日的实践时间。
〔6〕“青心寻忆”实践团：《寻乌调查访谈录》，“一位老党员、老支书访谈”，2026年7月。核验“农民种了东西，卖不出去也没有用……”及“你叫年轻人留在家里……”等引语。
〔7〕“青心寻忆”实践团：《寻乌调查访谈录》，“一位长期从事果业的老支书访谈”，2026年7月。核验黄龙病、防虫网、“真正有效的办法，要经过实践检验”“你不到果园里……”及“新的问题又来了：价格不好”等引语。
〔8〕“青心寻忆”实践团：《寻乌调查访谈录》及《寻乌县农村独居老人生活困境口述记录》，“一位高校驻村干部访谈”，2026年7月。核验独居老人敲门二十分钟未能及时回应的案例。
〔9〕“青心寻忆”实践团：《寻乌调查访谈录》，“城北村书记访谈”，2026年7月。核验“种田、种果、种房子、种企业”“不能只看一个数字，要结合实际情况判断”“我们面对的是具体的人、具体的家庭，不能只在文件上完成”等内容。
〔10〕“青心寻忆”实践团：《寻乌调查访谈录》，“华星村驻村第一书记访谈”，2026年7月。核验“种出来以后怎么卖出去，才是最关键的”“不是你想引一个厂，就一定能把厂引进来”等引语。
〔11〕“青心寻忆”实践团：《寻乌调查访谈录》，“一位中央单位驻村第一书记访谈”，2026年7月。核验“三门干部”“补上基层这一课”、深圳资源对接及“一老一小”食堂可持续运行案例。
〔12〕“青心寻忆”实践团：《寻乌调查访谈录》，“白面石村驻村第一书记访谈”，2026年7月。核验村集体异地经营性资产、“关键是这个钱最后能不能长期产生收益”及防返贫动态退出等引语。
〔13〕“青心寻忆”实践团：《寻乌调查访谈录》，“一名本地大学生访谈”，2026年7月。核验“有合适的工作，当然愿意回来”“岗位比较少，选择也比较少”等引语。
〔14〕“青心寻忆”实践团：《寻乌调查访谈录》，“一名本地大学生基层实习访谈”，2026年7月。核验“如果能在家乡有一份五六千元、比较稳定的工作，我肯定愿意回来”的引语。
〔15〕“青心寻忆”实践团：《寻乌调查访谈录》，“定南高铁站至寻乌县城出租车司机访谈”，2026年7月。核验“九十多公里”订单及司机按近两百公里往返计算成本的田野材料。
数字核验摘要

项目	正文采用值	核验来源
GDP	168.84亿元	2025统计公报
三次产业结构	19.2∶35.9∶44.9	2025统计公报
规上工业企业	121家（2025年末在库）	2025统计公报
规上工业营业收入	143.16亿元	2025统计公报
果园面积	42.38万亩	2025统计公报
水果产量	65.46万吨	2025统计公报
脐橙产量	43.99万吨	2025统计公报
电商企业/网店	391家/3222家	2025统计公报
电商交易额	12.8亿元	2025统计公报
公路货运量	584万吨	2025统计公报
公路通车里程	1933.5公里	2025统计公报
常住人口	27.97万人	2025统计公报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5.69%	2025统计公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471元	2025统计公报
基础教育校园/在校生	98所/42010人	2025统计公报
卫生机构/病床	360家/1546张	2025统计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