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量陇原乡土,聆听数字时代的脉搏与落差
来源:长安大学 “深耕乡创调研・数智赋能融城” 暑期社会实践队
这个炙热的七月,我跟随长安大学“深耕乡创调研·数智赋能融城”暑期社会实践队,踏上了前往甘肃天水的调研之路。从花牛村的城郊融合带,到白崖村的花椒种植基地;从红崖村到赵崖新村的高铁佳苑回迁社区,十余天里,我们用脚步丈量了这片正在经历深刻转型的陇原大地。
作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出发前,“数字素养”于我而言不过是文献里的一个术语、论文中的一个变量。我熟悉它的定义、知道它的维度,却从未真正理解它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意味着什么。返程时,它变成了阿姨熟练点开手机导航的手指,变成了老人面对智能设备反复摸索的坚持……这场行走的“大思政课”,让我第一次真切地触摸到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以及跨越这段距离的意义。
回迁社区里的阿姨:学得会的手机,够不着的“网”
在赵崖新村的高铁佳苑小区,我们遇到了一位50岁的女性受访者。她主要靠线下寻找周边零工,但在闲暇之余已习惯使用智能手机。她不仅能熟练使用微信,还掌握了下载APP、手机导航及 在线点外卖等数字技能。这个案例让我看到了基层社区在数字时代下具备的学习能力。
但在走访白崖村时,受访的花椒种植户反馈,虽然能通过手机完成社保缴纳等基础线上服务,但由于普遍缺乏电商运营与直播带货相关的专业数字技能,农户难以自主通过网络平台拓宽花椒销路,依然高度依赖外地客商进村统一收购。
基础数字服务虽已在乡村普及,但高阶数字能力短板正制约着乡村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让我对“数字素养”有了更深的理解。社会融入三维理论将城市融入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三个层次——这位阿姨已经完成了基础的经济适应,却在高阶能力层面遇到了天花板。她学得会手机导航,却够不着电商的门槛;她能点外卖,却卖不出自家的花椒。数字素养的阈值效应在此清晰显现:当个体数字素养低于临界水平时,数字技术不仅无法赋能发展,反而可能加剧排斥。有技能不等于能使用,能使用不等于能受益——这中间的落差,正是我们需要填补的制度空白与能力缺口。
村头巷尾的留守老人:困在方言与按键之间
在红崖村,我们遇到一位54岁的散步大妈。她年轻时在本地城区做建筑工,靠熟人介绍打工,身边都是说家乡话的工友,至今无法用普通话顺畅交流。她坦言:“普通话讲不来,一开口就是土话,以前也没有系统学过。”受制于语言障碍,她在使用医保电子凭证、浏览线上就业信息时困难重重,很多时候只能完全依赖子女帮忙操作。
在白崖村,花椒的日常管护和采收主要由留守老人承担。村民们已普遍使用电烘干机替代传统马路晾晒,但销售环节依然依赖外地客商进村统一收购。留守农户并非不想拓宽销路,而是普遍缺乏电商运营与直播带货等高阶数字技能。花牛苹果基地的部分中老年种植户同样面临这一困境。
这些老人们并非不愿意学,而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数字操作,儿女常年在外,身边缺少能耐心教他们的人。他们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一遍遍试,试着不被这个加速奔跑的时代彻底落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建设国家的重要力量,全社会一定要关心农民工、关爱农民工”。总书记还指出,要“关注一线职工、农民工、困难职工等群体,完善制度,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站在这些老人面前,我反复咀嚼着总书记的话。数字化的浪潮奔涌向前,但那些被浪潮甩在身后的人——他们不是不想跟上,而是没有人教、没有人带、没有人等。数字发展红利不应仅向城市居民倾斜,更需要通过政策干预、价值引导补齐乡村数字建设短板。这是我们作为思政专业学生,应当看见并为之努力的。
把“数字素养”带进田野,把思考带回课堂
从花牛村到白崖村,从红崖村到赵崖新村,十余天、四个村落、上百份问卷、无数次深度访谈。我们把“数字素养”这个课题带进田野,带出来的不只是数据,更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他们的真实处境。
我们看到了孩子用带口音的普通话费力表达,看到了阿姨学会了手机导航却够不着电商的门槛,看到了老人守着花椒地却只能等客商上门收购。数字素养的落差,正在不同年龄、不同村落的人群中拉出看不见的差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数字素养,正在成为决定这一进程能否顺利实现的新型人力资本。作为思政专业的学生,我深知思想政治教育不止于课堂上的理论讲授,更在于回应现实、服务群众。这次实践让我明白,做调研不是坐在教室里看数据,而是要把双脚踩进泥土里,去听见那些被数字浪潮裹挟的声音。真正的数智赋能,不是简单地拉网线、装设备,而是让每一个想学的人有机会学,让每一个追赶的身影不被时代抛下。作为青年学子,我能做的,是先把这些真实记录下来,然后尽己所能去回应它们。